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同志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周恩来怒斥道：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
国民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皖南事变”。
此后，《新华日报》在报道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时，竟然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扣押，这让周恩来怒而在报道上题上：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
“皖南事变”，新四军的军部几乎全军覆没，直隶部队历经七个昼夜的拼杀，几乎全体壮烈牺牲。
但在其中，依旧有一支部队成功突围，这支部队，就是傅秋涛领导的第一纵队。
而傅秋涛，也在1955年的授勋仪式上，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
“皖南事变”是如何发生？
而傅秋涛同志，又是如何成功突围？
迅速发展、蒋介石的恐惧
1936年12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放下围剿红军的步伐，转而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这次合作，我党为了顺利完成民族独立，将日寇赶出我国，做出了许多牺牲。
其中，就包括将我党部队进行改制。
经过国共两党协商，最终，陕甘宁苏区的红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八路军”。
而南方八省境内的红军，则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新四军”。
如此改制，就是为了将国内的武装力量集中在一起，因为彼时已经到了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这一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得格外清楚。
此后，八路军前往第二战区作战，总部则主要设立在山西；而新四军隶属于第三军区，主要在皖南作战。
这也为之后的“皖南事变”埋下了伏笔。
1937年完成改制时，八路军人数只有45000人，而新四军则更少，只有10300人，这样的数字，也让蒋介石非常放心。
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民加入到了抗日战争之中，也让我军得到了扩编。
最为明显的就是，到了百团大战的时候，也就是1940年8月，我军总人数已经高达50万人之众。
比初建立时翻了10倍之多。
如此成长速度，让蒋介石非常担心自己在国内的位置，是否坐得稳固。
而且百团大战的胜利，让蒋介石非常忌惮以毛主席为首的我军领导人的指挥能力。
于是，蒋介石开始密电各地国军，与我军频繁搞摩擦。
其中，皖南地区的顾祝同、上官云相更是纠集部队，大有下一刻就向新四军驻地发起进攻的样子。
这一点，很快就被负责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知晓。
为了以防万一，中共中央军委急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准备“自卫行动”。
为了不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军决定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
而这个方针，我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让皖南的部队调至黄河以北——这也是国民党方面一开始的目的。
皖南事变、残酷的结局
新四军军长叶挺虽然对这个决定非常反感，但这是我党权衡利弊之下所作的决定，他自然也理解。
于是就与项英、周子昆等人率领新四军北上。
但叶挺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上的路上，顾祝同、上官云相两人竟然率领了七个师共计八万人的兵力，袭击我军。
国军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就被日本人所知晓。
但日本人敏锐地发现，国军的目标竟然是我军，这也让他们决定“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这也是周恩来后来怒斥“亲者恨、仇者快”的原因。
新四军也得到了信息，因此叶挺便在司令部召开了一场会议。
会议决定我军分为三个纵队，傅秋涛同志率领的第一纵队正是左路纵队。
当时军部的直隶部队北上的道路总共有三条：
一是从云岭以北，经过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
二则是“东进”，从云岭以东方向，到我党苏南指挥部所在地；
最后一条则是绕道，从云岭南下茂林，经宁国转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
这三条路，直接北上无疑是最为凶险的，而绕道虽然看起来安全得多，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费时。
正所谓“兵贵神速”，在这种处境下，迟则生变。
尽管如此，最终在项英的坚持下，我军还是选择了绕道。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顾祝同、上官云相两人的部队，就伏击在茂林。
很快，我军就被国民党军伏击包围。
叶挺带领着将士们不断阻击敌人的进攻，但敌人无论是火力还是兵力上，都远远超出我军——败亡是迟早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个方向突围无疑是最好的打算。
而叶挺当时主张的方向就是朝星潭方向突围。
虽然星潭当时已经被敌人占领，但只要攻打下来，我军就还有喘息余地。
而且当时军部已经让左中右三个纵队的队伍回援。
除了一纵队因为通讯设备被炸联系不上，其他两个纵队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集合三股力量，强攻星潭理应不难。
可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却站出来反对这一决定。
这也导致会议出现分歧，最终整个会议开了7个小时。
这也让敌军主力实现包围，我军彻底失去突围的可能。
为了避免部队被歼灭，叶挺选择前往国军司令部与自己的老同学顾祝同、上官云相谈判。
让他没想到的是，敌人居然将自己扣押。
国军在胜利后并没有选择停下屠刀，而军部的项英、周子昆、第二纵队周桂生、第三纵队张正坤也在反抗中悉数牺牲。
新四军军部几乎全军覆没，我军损失惨重。
“皖南事变”爆发后，我军刚得到消息，就被蒋介石反咬一口，给新四军安上了“叛变”的罪名。
蒋介石还单方面做出决定：
裁撤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革职”。
此外，对残余新四军更是下达“围剿”的命令。
这也让我党怒不可遏。
毛主席在之后迅速做出决定：
重建新四军，由陈毅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之后，更是在舆论上谴责国民党的行为，称其行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也领导南方局在重新与国民党作斗争，从宣传上站稳脚跟，谴责国军反动派的行径。
爱国人士们纷纷被国民党的丑陋嘴脸震惊，在社会各界发动抗议活动，声讨“皖南事变”的凶手。
在国际上，这一事件也持续发酵。
苏、英、美三国，对国民党的这一破坏同盟军团结的行为，予以谴责——苏联方面更是直接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军援活动。
一时间，国民党军在政治上处于空前的孤立状态，也让蒋介石开始思索如何挽回。
最终，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这件事最终才熄灭下来，但蒋介石的虚假嘴脸，已经深深地刻在我党领导人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心中。
这一结果所付出的代价却实在重大，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让人痛心。
好在傅秋涛同志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因为通讯设备的损坏没有回援。
最终部队，在傅秋涛的带领下更是奇迹般地逃出生天。
逃出生天、傅秋涛的指挥
当军部直隶部队9000人被敌军包围的时候，傅秋涛部也遭到包围。
在损毁唯一电台的情况下，一切只能自行决定。
傅秋涛召开纵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最终决定向苏南转移。
苏南方向的敌军武力相对薄弱一些，这一决定无疑非常明智。
在转移的过程中，傅秋涛又得知，球岭岭南六华里的“三节水”地区的防守力量相对薄弱。
于是，傅秋涛决定将突围方向瞄准这个地方。
在他的指挥下，第一纵队各连部三次对这个地方发起冲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从这个地方突围出来。
但时间紧迫，第一纵队一刻也不能停留。
傅秋涛决定，将病号安置好，让部队无后顾之忧——他本人又将自己的女儿送给当地老乡。
此举无疑是告诉将士们，他将与将士们共存亡。
敌人围剿的力量不断加剧，而我军有生力量剩下不到两千人。
看着身上带着大大小小不同伤亡的将士，傅秋涛只能下令：
各部化整为零，独立突围。
此举的优点在于，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缺点则是，如果遭到敌军扫荡式进攻，我军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到了这一步，容不得傅秋涛犹豫。
各部分散突围后，我军充分利用当地有利地形与自身的灵活性，与敌人展开游击战。
傅秋涛率领的干部连队更是在老虎坪、大斧山地区与敌军展开斗争。
最终，我军各部或乔装成老百姓、或伪装成国军，经过重重困难，走出了包围圈。
后来经过统计，傅秋涛部的第一纵队共计突围成功的有2000多人，占“皖南事变”新四军突围人数的90%以上。
其中，傅秋涛是厥功至伟的，而他，也是新四军军部突围成功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
除他之外，新四军军部全军覆没，叶挺更是被扣押在了敌军军中。
而他能够成功指挥部队突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有着丰富的突围经验
突围经验、成为开国上将
早在1934年的时候，傅秋涛就在湘鄂赣边区展开游击战争。
当时，敌军以数十倍于我军的敌人包围我军，还写了一封信，劝傅秋涛投降。
面对如此困境，傅秋涛做出决定：“突围出去就是胜利！”
在如此决心下，他竟成功指挥部队从敌人“铁桶式”的包围中成功突围。
无独有偶，在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了十几万部队向湘鄂赣省委驻地进行“围剿”。
傅秋涛率领余部在白水、修水等地展开游击战。
他充分利用我军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军民结合，提前获悉敌军的动态——这也让他躲过了敌人的“围剿”。
到了1936年7月的时候，傅秋涛率领队伍进入敌军腹地，在连云山南麓袭击敌军。
之后又绕道“白区”分宜县城，在那里缴获了一大批物资。
此后一连数月，傅秋涛率领的队伍在湘鄂赣地区歼敌数十次，打下了辉煌的战绩。
在这些战役中，他充分发挥毛主席所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达到3年之久的游击战，让傅秋涛得到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而且他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大游小击、专打弱小”。
也正是多年突围的经验，让傅秋涛在“皖南事变”中迅速做出应对，最终成功突围。
新四军重建后，傅秋涛担任第七师副师长。
当时担任师长的张鼎丞在中央党校，因此实际上第七师就是由傅秋涛指挥。
在淮海战役中，傅秋涛担任华东支前委委员。
淮海战役被陈毅称为“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其中，傅秋涛充分调动支前部队和当地支前民工，以540万人运送了数以百吨计的物资，充分保障了前线部队的后勤。
而他的贡献，也得到组织的充分认可。
1955年，在军委第一届授衔仪式上，傅秋涛被授予了开国上将的军衔。
晚年的傅秋涛仍然奋斗在岗位上，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1975年，傅秋涛病逝于北京。
毛主席曾对傅秋涛在湘鄂赣地区的作战评价道：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三年艰苦游击战争，取得重大成果，来之不易。
“皖南事变”是抗日时期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产物，此次事变太过突然，也因此对新四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而傅秋涛同志，能够在如此情况下成功突围，离不开他本人丰富的突围经验，同时也仰赖于他个人的军事指挥能力。
正因如此，他开国上将之名当之无愧。
后人在阅览他的一生成就时，也将满怀敬佩！
参考文献：
党史上的今天：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共产党员网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开国上将之傅秋涛（中国将帅101）.人民网
傅秋涛：经营湘鄂赣、名扬苏皖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